在間接民主體制下，公民選任出民意代表，代替全體人民製定法律、審議預算、管理公共事務。然而我們也看到，代議制度的各種失靈狀況，已導致民主政治的危機。因此，須透過更直接、有力的直接民主方式加以矯正，建立公民直接參與政府事務的多元管道，以彌補代議制度之不足。

傳統預算制度最常為人詬病的缺失便在於「政府預算決策無法反映人民偏好」，加上行政法規的繁瑣，因此造成許多民意代表、行政官員可從中鑽漏洞，而人民無法確實監督的情況，也助長了人民只對買票政見有感的惡性循環。

「參與式預算」（Participatory Budgeting）是直接民主形式下預算參與的管道之一，也是「審議式民主」的具體行動──邀集相關領域專家及政府單位扮演諮詢與協助，由公民選出預算應該投入的項目，最後進行公共討論與表決等審議過程，引導政府年度預算支用的優先順序，調整財政資源的分配，將預算資源導入公共服務與福利體系，以落實公開透明的財政體制，使政府的施政作為能更真實貼切的反映民意，減少傳統預算制度「黑箱」、「弊案」等弊端。同時，也藉由審議過程中的人民培力，改變傳統由上到下封閉的預算過程，帶動居民落實參與式預算，形成落實直接民主的公民力量，進行地方民主改革。

巴西Alegre港市的民主經驗

位於巴西南端Rio Grande de Sul州的州政府所在地──Alegre港市，擁有 150 萬人口，可說是全世界最早實行「參與式預算」且發展最完整的，自1988年該市勞工黨以「民主參與」、「翻轉支出優先順序」等選舉政見贏得市長選舉，改變了該市預算歷來主要分配於中上階級社區的情況，幫助經濟弱勢者獲得更多公共支出，到目前已超過 5 萬人參與。

目前巴西已有超過140個城市採行，全世界包括歐、亞、非、北美、拉丁美洲各地，已有超過  1,500 個都市採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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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觀各地實施的經驗，參與式預算的實行仍須具備一定條件：

一、首長的大力支持為首要之條件：

如此一來，在「政府公開資訊」、「決策授權」、「公民監督」等場域，才能真正落實，作為「參與式預算」的前置作業。

二、公民社會的能力：

參與式預算的成功與否，絕大部分是取決於公民是否積極並有智慧的參與，愈高的公民參與程度，才能愈合理化政府的決策。

三、立法部門的包容：

公民直接參與預算制度，某種程度上會削弱原有的代議制度下，民意代表的權力，很可能會因此受到阻撓，所以，取得代議士們一定程度的支持也是必要的。

四、財政資源的彈性：

政府財政狀況越好，便有越多資源可供公民選擇取捨，當政府赤字過多、負債過高，可提供人民運用的資源也相對稀少。

五、預算的透明度：

目前政府的預算書不僅不夠公開透明，也因為政府業務的龐雜，預算書對許多民眾來說，根本是有字天書，但要參與預算制度前，勢必要讓大眾對政府預算有一定程度的瞭解，因此政府資訊的公開便相當重要。

六、傳播媒體的功能：

在公民直接參與政治，不論是監督政府或參與式與算，都需要各項資訊的傳播，因此客觀公正的傳播媒體對於事實的揭露與知識的傳遞相當重要。

七、實施範圍的慎選：

不同地區的參與式預算經驗並不相同，各地的實施範圍仍須取決於各城市的政治、經濟和社會發展特性而定，一般而言，可先以社區為單位，試點實施。

參與式預算的支持論述與潛在問題

除了實務經驗，參與式預算亦有相關政治理論予以支持，不論是從新公共管理、公共治理、公民社會、社區主義等角度，參與式預算都符合這些越來越重視「公民參與」與「政府課責」的政治論述，也是在代議政治發展到瓶頸後，接下來民主制度可能的調整方向。

然而，即使具備前述民主社會的條件，也考慮了當地城市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特性、法規、民俗等情形，甚至吸收了不同地區的參與式預算模式，規劃了完善步驟與規則，若是公民參與程度、公民素養、公民智識…等不足，仍然很可能重蹈傳統代議制度的覆轍，只是換不同一批人上演利益勾結與交換的醜態罷了，因此勢必要注意提高公民參與、公民素養、公民智識…等方面，並慎防被參與其中的各種團體所左右。

參與式預算也許稱不上是解決民主政治弊端的萬靈丹，因為真正重要的還是公民的積極參與，但不妨參考世界各地的實施成效，作為借鏡，引進國內也可成為公共治理的另一新途徑，期待各地方首長有足夠的胸襟與氣魄，藉此開拓更多公民參與的管道！

（參考資料：徐仁輝（2014），參與式預算制度的理論與實踐，「財稅研究」，43：2，頁1-11）

（圖片來源：巷仔口社會學）